《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其狀態為“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怡然自處，都不為憂。”

宋朝的統治階層尚且如此，邊疆人員就更不用多說了，“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張皇引慝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就是最真實的寫照了，“澶淵之盟”雖給宋朝帶來了珍貴的和平，但也助長了其不思進取、茍安現世和以“歲幣”換取和平的心態。

熟悉宋朝歷史或者看過《清平樂》這部電視劇的應該知道，在宋仁宗時期，宋朝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慶歷增幣。引發這一事件的原因，與“關南”地區的戰略和歸屬有著密切關系，這次宋遼的“關南之爭”導致宋朝要增加給遼國的“歲幣”，那么這次事件宋朝真的就一敗涂地嗎?

不然宋遼“關南爭地”事件的由來

遼穆宗應歷九年(959年)，周世宗在取得對南唐的軍事勝利后，為統一中國發動了對遼的軍事進攻，意圖奪取遼朝控制的幽州。四月，周世宗到達滄州后，率領大軍直逼契丹境內，之后周世宗到達乾寧軍，時契丹寧州刺史舉城來降。周世宗在乾寧軍大練水軍，任命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統率大軍水陸并進，兵鋒所指，遼守將相繼投降。隨后周世宗便乘船北上，到達獨流口后轉滹沱河西行，達到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延暉投降。益津關守將投降兩日后，契丹瓦橋關守將姚內斌也被趙匡胤招降。五月初，遼莫州刺史劉楚信、瀛洲刺史高彥暉相繼投降。至此，失去的關南之地盡歸后周所有，遂改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

關南之地是燕云地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地理范圍包括瓦橋關(今河北省雄縣)、益津關(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關(今河北省霸州信安)及其以南的瀛(今河北省河間)、莫(今河北省任丘)二州。在地圖上的經緯度為東經116°至117°，北緯36°至37°之間，屬于華北地區中部。這一地區屬于華北平原的中部，為溫帶大陸性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晝夜溫差較大，地勢起伏較低，巨馬河等河流流經其中，水陸交通便利。

其實不難看出，關南之地有著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條件，對于遼宋雙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白溝”曾在遼宋關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遼宋邊境上的重要分界點，白溝上游故道與南巨馬河、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下游故道東流霸縣直到滹沱河、御河，匯入海河流域，從而形成了遼宋邊界上的雄州--霸州—信安一線的地理態勢。

關南地以北，地勢起伏較大，多山地和丘陵。自古以來，山中關隘多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沖。唐朝以前，多以山隘長城作為阻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五代時期，隨著大片土地的丟失及燕云十六州歸遼，使得這道屏障的保護力降低。對于遼方而言，若擁有該區域，其強大的騎兵便可長驅直入，直逼黃淮，對北宋的防御體系是極為不利的。反之，宋方如果能把關南地據為己有，抑或是擁有白溝這樣的具有軍事意義的分界點，就可以在雙方對峙或交戰的過程中，在山腳平原上形成緩沖地帶，加之雄州--霸州—信安這樣的組合，以及人工挖掘的“水長城”，在對遼的騎兵作戰中就會占據主動，產生較大的影響。

由此可見，關南地必然是雙方爭奪的焦點。

對遼國來講，擁有關南地，就可以在利用其地形優勢的基礎上將此地的良田水洼盡歸己有，同時亦可將遼宋之間的分界線向南推移，能減緩該地“水長城”對軍隊南下作戰的阻隔，亦可處理好影響騎兵作戰的速度問題。

對大宋來說，如繼續擁有關南地，在其邊界上便可以形成除燕山外的第二層保護網，這樣，一則可以阻擋遼軍南下，二來可以做軍事守備之地。如果失去該地，第二層保護屏障將不復存在，遼軍可順勢而下，馳騁平原。對于具有如此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的區域，遼國必然伺機占領，以期進一步南下或是統一中國。

關南之地歸屬問題

周世宗去世后，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后周大權，建立趙宋政權，關南地歸入宋。遼圣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契丹大規模向北宋進攻，高正說契丹這次大規模的進攻就是想索要周世宗時奪取的關南地。

“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

從當時遼方主動出兵北宋來看，遼國在1004年大規模進攻的目的就是為了索取關南地。當時，除了這個，遼國南下攻宋很大程度上還是想要打破宋人的燕云情結，阻止其對燕云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打擊北宋對遼境內反遼行動的支持。同時遼朝南下作戰，可以彰顯其國力，震懾敵國，亦可獲取大量財物，充實國庫。

因此，面對遼國欲收回關南地的要求，宋真宗說“為民屈己，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絕一戰，所念河北重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于體無傷。”

宋真宗想要以金錢的形式解決“關南地糾”，但絕不愿意把關南地拱手讓人，遼國雖然想要拿回關南地，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也暫時不得不放下了對領土的要求，最終雙方和議，但是一個重要的和議條件就是北宋每年給遼三十萬歲幣，澶淵誓書明確規定：“維景德元年，……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史稱“澶淵之盟”。

關南之地是保住了，但是在宋遼關系的歷史上卻開啟了以繳納“歲幣”保地的先例，可以認為，關南地問題在“澶淵之盟”訂立后并沒有徹底解決，而是轉變了一種存在形式，為遼國再次以關南地發難北宋埋下了伏筆。

內外交困之下，宋仁宗對領土的態度

慶歷年間(1041年─1048年)，大宋內部財用匱乏，盜賊四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稱帝，大宋與西夏爆發長達數年的戰爭，且屢戰屢敗，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遼國想趁火打劫，在遼興宗看來，關南地是遼國方面的舊地，宋朝應該歸還，并且還派出大軍前往邊境，試圖聯合西夏夾擊大宋。

宋仁宗面對遼朝有意南下奪取關南，慎重考慮之下，為了避免二面開戰，只好選擇遣使與遼方交涉，避免戰事發生的解決途徑。

“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若非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茍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

這則史料記載雖出現在解決“關南糾紛”之后，但仍可從宋仁宗的話語中看出其對“關南爭地”事件的態度。

宋仁宗他不主戰，但也不允許割地，可以增幣或嫁女以換和平。為什么宋仁宗會有這樣的選擇?

第一、從條件上看

宋朝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即便有統一“燕云”之志，但是也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到了宋太宗時期，兩次北伐，以期收復“燕云”，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后也就不提收復“燕云”之事。宋真宗更是走向投降妥協之路，面對遼圣宗與蕭后的大舉南下，宋真宗說“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也就是說，如果遼國無意議和，那么就需要等待時機與其議和即可，可見真宗對收復燕云更是未作打算。到了仁宗朝，更是完全承襲了真宗的妥協政策，安于現狀。

第二、從國內局面上看

當時，大宋的正規軍隊疏于訓練，士兵多為老弱病殘，軍隊戰斗力下降。

“又國家承平日久，失于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余人，其余者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人、弩手而。”地方上民兵也是不復訓練，死傷過半。“河北、河強壯，自咸平以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于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加上到了宋仁宗時期，冗官現象愈加明顯，“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不過三兩員，余官雖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路分事，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

第三、從外交上看

大宋自建國以來，就確定了強干弱枝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文治勝于漢唐，武力不佳，屢受契丹和西夏的威脅。

寶元元年(1038年)，西北強敵李元昊舉兵反宋，宋廷在采取哪種守戰策略方面出現了嚴重分歧，當時經略西北的范仲淹和韓琦分別主張進攻與防守，由于雙方矛盾，導致了宋軍好水川(1041年)等戰役的失利。宋無力再戰，只能圍困西夏，亦沒有能力擊退西夏。

慶歷元年(1041年)，張方平上疏建議“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戎為害”，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北有遼國虎視眈眈，一邊屯兵邊境，大有奪回關南之勢，一邊遣使索求關南故地。若西夏和契丹相互結合，進攻大宋，則恐為宋之大患。

宋仁宗看得還是比較長遠的，戰事不能輕易開打，抵御西夏已是非常吃力，如何再與契丹抗衡?所以，宋仁宗欲用經濟方式解決外交沖突，欲以歲幣換和平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絕不能歸還領土，這也是宋仁宗的堅持。

以“歲幣”保領土不失，是對還是錯?

公元1042年，蕭英、劉六符等入境，富弼擔任接伴使，打探到了遼興宗和遼使的意圖，回去后一一稟報宋仁宗。

宋仁宗堅持不許割地，但唯獨和親和增幣可以商量，和親一說，當時仁宗朝的士大夫們是頗有異議的。他們對于和親的態度，當時的士大夫極力反對和親，但在宋仁宗堅持不割地的前提下，如果聯姻能不需要就不聯姻，這一主張能否實現，也要取決于遼興宗君臣的態度，若遼國堅持，那么聯姻恐怕也勢在必行，但最終以增幣方式解決，是富弼在實際談判中努力達成的結果。

為何富弼這樣的士大夫會極力引導遼方選擇增幣解決爭議，而非和親的方式呢?

在雙方交涉過程中，遼興宗君臣未有十足的把握挑起宋遼間新的戰爭，他們更希望獲取實在利益，增幣是宋自愿提出的條件，對大宋而言，和親的屈辱程度遠超增幣。就國家實際利益而言，其實兩國皇室通婚所費較少，那么宋士大夫階層寧愿增幣也不愿和親，主要還是意識形態上的考慮超過了對實際利益的衡量。

《宋史》載：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賚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

其實對大宋而言，欲達到與遼國和平相處的政治目的，是必須要依靠經濟手段的，宋朝士大夫在這一點上的認知可以說是非常明確的。

他故意壓低公主陪嫁，其目的還是想讓遼方選擇歲幣，從而避免政治聯姻，確實聯姻易生嫌隙，從“關南爭地”遼方的強勢來看，采用聯姻方式幾乎對遼不能起到任何約束，若遼故技重施，那么大宋又該怎么辦呢?

所以，于宋而言，其中確有太多不確定因素，但只專注于用經濟手段解決外交問題，反倒不會出現太多的問題，用金錢化解危機反倒更穩妥，這也是“關南爭地”事件中大宋主政者的鮮明態度，即用歲幣換取和平。

大宋雖然增加了給遼國的歲幣，但是和談的結果卻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遼和西夏的雙面夾擊，有利于邊境環境和國內環境的穩定，關南戰略要地的歸屬權也仍然掌握在北大宋手中，戰略要地并未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