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顧憲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學與服務社會結合起來，中年以后把講學與議政活動結合起來，開辟了知識分子議政的風氣。他的高風亮節和愛國熱情也一直在鼓舞激勵著后人。那么，顧憲成為什么要開辦東林書院，對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涇里(今無錫張涇)人，因創辦東林書院而被人尊稱“東林先生”。顧憲成小時候家境十分清貧，他的父親顧學開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貸，他家住的房子很破舊，不蔽風雨。但是，艱苦的生活環境反而激發了顧憲成奮發讀書的決心與向上進取的志向。他六歲就進私塾讀書，既聰明，又刻苦，而且懷有遠大抱負。

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墻壁上題了兩句話：“讀得孔書才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詩中所提“顏”指顏回，是孔子著名的學生，家里十分貧窮，但他不以為苦，師從孔子，刻苦好學，以學為樂。顧憲成以顏回自喻，表達了自己的苦樂觀和貧富觀，希望做一個知識的富翁。他還自撰了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表達了他在讀書期間對社會的關注。

萬歷四年(1576年)，二十七歲的顧憲成赴應天(今江蘇南京)參加考試，他在應試的文章中指出：天下治理的關鍵在于用人得當，只有選拔、任用賢才，使之各司其職，才能使國家穩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時，顧憲成還強調朝廷要廣開言論，虛心納諫，以法治國，注意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以供借鑒，把國家的事情辦好。由于顧憲成的文章立意遠大，分析透徹，結果以第一名中舉，從此聞名遐邇。萬歷八年(1580年)解元顧憲成赴京參加會試，又被錄取在二甲第二名，從此投身到社會激流中，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顧憲成帶著強烈的政治熱情踏上仕途，想為國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當時政治黑暗，軍事羸弱，財政拮據，人民由于苛政暴斂，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由于明朝國力漸衰，崛起于關外的滿洲貴族也逐漸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束，并逐漸對明朝構成威脅。面對這種國勢日衰的形勢，顧憲成初入仕途，就不顧自己位微言輕，上書直諫，主張舉用人才，評論時政得失，無所隱避。他先在戶部、吏部任職，后外放桂陽(今屬湖南)、處州(今浙江麗水)等地為官，后又奉調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門任職，他都不媚權貴、廉潔自守、正直無私、辦事認真。

首輔張居正去世后，繼任首輔王錫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聽取大臣的合理意見，弄得人心離異。一次，王錫爵對顧憲成說：“當今所最怪者，朝廷認為對的，外人一定認為不對;朝廷認為不對的，外人一定認為是對的。”意思是責怪百姓心不向著朝廷。顧憲成針鋒相對地回答：“我看應該這樣說，外人認為對的，朝廷一定認為是錯的;外人認為是錯的，朝廷一定認為是對的。”他指出國事搞不好的責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語道破了朝廷當權者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相。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時逢首輔王錫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據品望推選六七位能夠勝任首輔之職的官員聽候點用。顧憲成與吏部尚書陳有年不徇私情，拒絕請托，根據品望合擬了七人名單上報，請神宗親裁。不料，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神宗不由分說，指責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雜職”五個字，就把顧憲成文選司郎中的職務給撤掉了。陳有年作為吏部尚書，上疏引咎自責，認為有責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屬，懇請恢復顧憲成的文選司郎中職務。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紛紛上疏申救顧憲成，奏疏共達幾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將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員外放、降調、削職，顧憲成則被革職為民。從此，顧憲成結束了十幾年的官場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無錫。

顧憲成孜孜國事，反而獲罪罷官，朝野許多人士為朝中失去這樣一位正直無私的官員扼腕嘆息，也對顧憲成的品格十分欽佩，顧憲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由于顧憲成在學界和政界都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慕名來請教他的人很多。顧憲成不顧病體，不管其貧富貴賤，一視同仁，熱情歡迎接待。后來，他看到來的人實在太多，小小的涇里鎮上，連祠宇、客棧和自己周圍鄰居家都住滿了客人，還容納不下，就與長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邊造了幾十間書舍供來人居住，顧憲成的夫人朱氏給學生們燒飯做菜，使學生來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樣。涇溪南北，晝則書聲瑯瑯，夜則燭火輝輝，一派夜以繼日奮發攻讀的景象。許多已有功名、才學亦高的學者也爭相前來求教。

顧憲成在居家講學的同時，還經常到蘇州、常州、宜興等地去講學，經常與蘇州、松江、常熟、太倉、嘉興、宜興等吳中學者聚會于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討學術。在講學活動中，顧憲成迫切感到必須具備一個固定的講學場所，將分散的講學活動變成一個有協調組織的統一活動，從而對吳地乃至整個社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和作用。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經顧憲成和吳地學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終于批準在無錫城東門內的東林書院遺址重建興復東林書院。重建工程開始于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一千二百多兩銀子。作為發起人之一的顧憲成捐銀最多，又去策動吳地官員和縉紳捐資助修，出了大力。顧憲成又親自為書院講會審訂了宗旨及具體會約儀式，這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顧憲成首任東林書院的主講。

東林講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適應時代、社會和學人的共同需要興辦起來的。它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除了嚴寒盛暑外，定期會講。這就將原來士紳的分散游學形式變為集中固定的有組織的講學活動。而且書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區、不論長少、不收學費，只要愿意，均可參加，還提供食宿方便。講授方式十分靈活，有時采用演講方式，講了一段時間后，就穿插朗誦詩詞以活躍氣氛、開發性靈，主講者還隨時回答提問。有時采用集體討論方式，溝通思想、交流心得。

由于東林講會開創了一種嶄新的講學風氣，引起了朝野的普遍關注。一些學者從全國各地趕來赴會，學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會有時多至千人，不大的書院竟成了當時國內文人薈萃的重要會區，和江南講學者遙相呼應。東林書院實際上成為一個輿論中心，這里的人們便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東林黨與朝廷中的腐朽勢力展開了殊死的斗爭，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則以其卓越的思想氣度成為東林黨的精神領袖。

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規定的京察之年，即對朝廷官員進行考察調整。主持此事的東林官員葉向高等希望積極設法解除以往紛爭，秉公辦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煥然一新。不料其他派別的官員聯合起來栽贓陷害，把目標集中在東林官員身上，意圖將朝中正人搞倒，由他們來控制內閣大權。因此這次京察，東林官員的努力沒有實現。相反，一幫奸黨因禍得福，都紛紛擠到各要津重地，不遺余力地捏造借口打擊排擠朝中正人。被指控為“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的顧憲成處境艱危，東林書院的境況也開始走下坡路，與會人員銳減，講事也逐漸凋零。次年，一生憂國憂民的顧憲成走完了他六十二歲的人生歷程。